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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—14世紀絲綢之路發展與京杭運河書寫

發布時間: 2019-04-13 21:47:09

    13—14世紀是人類進入近代化之前世界文明融合發展的黃金期,也是中國走向世界并帶動世界發展浪潮的鼎盛期。在這一過程中,有兩條偉大的道路起到了關鍵性作用,一條是聯通歐亞大陸的海陸絲綢之路,另一條就是貫通中國南北的京杭大運河。京杭大運河極大地縮短了中國南北交通的距離,加快了商品運輸速度,同時將北部自西歐、阿拉伯、印度至中國新疆、蒙古帝國而來的陸上絲綢之路,與自日本、高麗、安南等東南亞各國至中國刺桐(泉州)、寧波而來的海上絲綢之路聯結成一條延伸中國南北、世界東西的廣闊通道。中華文明經這條大通道遠播海外,融入世界文明;世界各民族文明則由絲綢之路進入中國,再通過運河流淌進中華民族的血液。京杭運河正如中國聯通世界的大動脈,以有容乃大的氣魄涵養并派生出豐富絢爛的氣象。而13—14世紀中國文學中有關大運河的書寫,則從不同角度立體呈現了這一時代景觀。


  地理交通密切相連


  元代打破隋唐運河東西走向格局,自元大都起,經河北滄州、景州、山東臨清、東平、江蘇彭城(徐州)、淮安、高郵、揚州、蘇州,至浙江嘉興、杭州,經浙東運河可達寧波,直通東南海域。宋代設有十三個貿易港,元仿宋制,于泉州、廣州、慶元、上海、澉浦、溫州、杭州設置七處市舶司。這些入海港口普遍位于京杭運河附近或是通過大江與運河相連,形成海、江、河相互交織的龐大水運網絡。凡由絲路來華的外國商旅必會經過京杭運河。“南海百蠻之入貢者”“天使之馳驛而來者”“東遼西域幽朔之浮淮越江者”咸集于此。(方回《姑蘇驛記》)日本、高麗等商旅皆渡海至東南沿岸港口系纜登岸,沿運河北上。


  日本五山僧人由寧波經浙東運河至杭州西興渡,對岸上千帆競發、舟楫如織的景象記憶尤深:“南音北語驚嘆奇,吳越帆飛西興渡”(別源圓旨《送僧之江南》);從海路來華的西方商旅則沿波斯灣、南洋群島至泉州或廣州登陸,從長江下溯運河,北上大都。摩洛哥旅行家伊本·白圖泰在游記中清晰記載了其行經路線,先抵刺桐(泉州):“我看到港內停有大艟克約百艘,小船多的無數。這個港口是一個伸入陸地的巨大港灣,以至與大江會合。”至穗城(廣州):“我們在這條河上走了二十七天……就這樣一直到達穗城……艾布哈亞河于此處入海,所以這里也叫海河匯合處。”(馬金鵬譯注《伊本·白圖泰游記》)經干江府(江西)、汗沙城(杭州)沿運河直到大都。他認為全中國之水道,似皆為一運河支流連貫,可見京杭運河在外國人對華認知中的重要地位。


  除港口外,發達而密集的水路驛站也對絲路的拓通起到重要作用。元代驛站不僅連接大都、上都直至西域的路程,且貫穿運河,催生出一座又一座運河城市,保障了海陸絲路的暢通。


  意大利商人馬可·波羅當年就是從阿拉伯灣向北,跨越伊朗高原、帕米爾高原,沿塔克拉瑪干沙漠西部邊緣,一路經驛站到達大都,后經運河至泉州回國。運河上的驛站大約五十余處,如桃園驛、姑蘇驛、毗陵驛、云陽驛等。元人方回作文贊頌姑蘇驛之景:“水站曰賓賢,傍為通波亭,以至遲運站,鞍韂舳艫,仆從烝徒之須,無一不飭。帷幬瓶盎坐臥飲食之器,無一不具,而百花洲以娛過往賓客,至翹首駭目,憩勞息倦,發喜而欣。”(方回《姑蘇驛記》)驛站上,舟船整齊地排列,飲食、休憩、娛樂樣樣齊全,賓客云集,雖有羈旅的疲倦,卻掩飾不住其歡快喜悅之情。這種愉悅的情感與安全的商貿環境密不可分。伊本·白圖泰在游記中稱贊一路上的治安:“對商旅來說,中國地區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地區。一個單身旅客,雖攜帶大量財物,行程九個月也盡可放心。”每一宿處都設有旅店(驛站),有官吏登記旅客姓名并蓋章,至下一旅店后詳細核查,“自穗城至汗八里各旅店亦皆如此”(馬金鵬譯注《伊本·白圖泰游記》)。運河上完善的基礎設施使中外商路暢通無阻,推進了絲路繁榮時代的到來。

    風物書寫視角廣闊


  之前罕見的西域風物,如今進入尋常百姓家,且用之不盡。


  杭州運河上“每日所消胡椒為四十三擔,每擔重量二百二十三磅”,河堤上建有大廈,“印度及其他諸國商人俱于此儲藏貨物”(余前帆譯注《馬可·波羅游記》);在金陵還能吃到新鮮的西域諸果,“敢忘止足求多味,已分充饑飽一麻。但喜遐荒時入貢,氊車風物滿流沙”(釋大《謝張雪峰司農惠西域諸果》);熏陸、胡椒、膃肭臍(海狗)、明珠、象齒、駭雞犀(海獸)應有盡有,“世間莫作珍奇看,斛使英雄價盡低”,這些寶物全部通過運河運往京都,“春風通惠河頭路,還與官家得寶歌”(宋本《舶上謠》)。蘇州閶門出現回回醫官開刀取物的早期外科手術;運河南端的杭州民眾在看到西域人“絕與中國殊”的娶婦禮俗時,竟然發生了“攀緣檐闌窗牖者,踏翻樓屋,賓主婿婦咸死”的奇事(陶宗儀《南村輟耕錄》);伊本·白圖泰在杭州舟中還聽到了波斯音樂:“(長官的公子)攜帶歌手樂師,他們用中國文,用阿拉伯文,也用波斯文演唱。”


  運河上的能工巧匠生產出的日常器物也通過絲路遠銷海外:“當地人還用這種竹子制作一些奇巧的盤子,即使從高處落地,也不會摔碎。雖于盤中放置熱菜熱飯,也不會變形褪色。這種盤子運銷印度、呼羅珊等地”(馬金鵬譯注《伊本·白圖泰游記》),這里所描寫的盤子就是我國著名的竹胎漆器。可以說絲路的暢通使京杭運河進入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多樣化、世界化的全新時期。


  視域胸懷大氣磅礴


  繁榮的商貿往來,使人們在自家門口就能感受到世界各地的風俗民情,離鄉萬里也能“如在庭戶”“如出鄰家”。


  常年漂泊于運河的人總會睹物思鄉,將家鄉風物與運河風物相對比,產生無限聯想。白圖泰就寫到:“沿河都是村舍、田禾、花園和市場,較埃及之尼羅河,則人煙更加稠密……還有葡萄和梨,我原以為大馬士革的奧斯曼梨是舉世無雙的唯一好梨,但看到中國的梨后才改變了這一想法……我國出產的水果,中國不但應有盡有,而且還更加香甜。”(馬金鵬譯注《伊本·白圖泰游記》)向蒙古帝國進貢天馬的法國人馬黎諾里,在乘運河從大都到泉州的途中寫到:“這里城市無數,物產豐富,有許多水果是我們拉丁諸國聞所未聞的。”(《馬黎諾里游記》)


  外國人游覽運河大多有驚嘆之感,認為這里的一切都比家鄉要好,這是旅游途中的新鮮感所致,但也折射出13—14世紀大元帝國統治下海納百川、民熙物阜的盛世氣象。元人曹元用在登覽濟州運河時抒發到:“誰能跨海為一呼,八表神游共豪舉”(曹元用《陪冀右丞諸公宴于太白樓》),西域人薩都剌在登臨杭州兩山亭時也不禁感懷:“四海混一車書同,形勝何須限南北”(薩都剌《登兩山亭》)。這種大氣磅礴的視域及胸懷,見證了絲路背景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的運河文明。


  如果說13—14世紀是絲路發展的高潮,那么京杭運河就是絲路文明在中國內陸的重要縮影。在這條狹長水道上,各民族人民同生共息,各國文化交流碰撞,不斷推動并改變著運河上人們的出行方式、生活節奏、思想觀念,促進著運河創作書寫的多樣化。在這條運河與海陸絲路貫通而成的大通道上,中國已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,而是成為一個融合世界文明“六合同風,九州共貫”的“大中國”。

 

作者:浙江師范大學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任天曉

來源:《中國社會科學報》2019年4月1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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